煤电资本联营 从上下游变成利益共同体

（中央社）台鐵明（2024）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公司，原本預計今（2023）年底前招募500多名首批從業人員。

希米利特也呼籲，當世界秩序受到破壞時，各國國會議員、國會領袖都不應該只關心內政，必須積極主動加強世界各地的民主合作。《外交官》雜誌專文指出，立國雷射工業在超快雷射領域佔重要地位，並且在光子學、雷射技術和半導體產品的生產流程和技術方面非常先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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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米利特也說，雖然立陶宛與台灣距離遙遠，但有共同價值觀，特別是民主深化的意願。希望立台合作的成功故事成為一個「試金石」，讓其他國家起而傚之。我吸塵洗碗，我太太洗衣服。

由於我們敢於逆轉異性戀伴侶的傳統角色，擁抱真誠充實的生活，這種分工也讓大家都過得比較好（開心一點、健康一點，也穩定一點）。不過，幾乎是孩子一出生，我們就開始分工以解決問題。路易斯和羅莎的情況就是如此。研究發現，同性伴侶的家務分工比異性伴侶更公平。

但在我們家，養家的意思也代表要弄乾淨每一個人、餵飽每一張嘴和每一次該看醫生就要帶去看。」在充滿壓力的情境下，比如丈夫失業，妻子可能尤其不願意提起會引發爭議的話題，例如討論分擔家務。

因為我們「自然而然」選擇了傳統的男性與女性角色，很遺憾地，落在她身上的工作比分給我的多。」 請記住，你的人生不是由親戚、朋友、鄰居和同事幫你活的。2019年《大西洋》月刊登了一篇文章，作者是於2020年寫出《緊張時刻》（Crunch Time）的作者艾莉雅．哈米德．拉奧（Aliya Hamid Rao），她在文中提到，在中上階層的異性戀家庭中，「愈是在經濟上仰賴妻子的男性，他們分擔的家務就愈少」，而且，「即便丈夫無業，妻子花在家務上的時間還是比配偶多出很多。近期一項涵蓋七國的研究也指出，女女伴侶的分工會比男男伴侶更公平。

我對家務還是有一些貢獻，比如洗衣服和收拾家裡，而他也有在做一份簡單的工作……但整個情況和我一開始想的大不相同。我們之間的情況早就很明顯，我要打拚出一份事業，而他負責持家。而在性別比較平等的國家，如挪威，男性與女性同性伴侶之間的家務分工差異也比較小。你們的金錢預算可以反映出兩人的優先順序，同樣的，你們如何分攤家務也可以反映出兩人的價值觀、關係，以及你們如何看待另一半。

我們正試著扭轉這一點。」 有意思的是，賺的錢比伴侶更多的女性，更有可能負擔大部分的家務與育兒工作。

結果變成了我在工作，但他沒有。妻子講出她們的故事，訴說她們要怎麼做，才能讓先生分擔該分擔的工作。

我不敢想像我自己和我未來的家庭要怎麼過不一樣的生活。說到底，如果伴侶在打掃你們兩人天天使用的廁所時，你通常都在看比賽，那代表你比較重視誰的時間？你自己的還是伴侶的？誰的生活品質對你來說比較重要？你自己的還是伴侶的？在《公平遊戲》（Fair Play）這本書裡，作者伊芙．羅德斯基（Eve Rodsky）探討了伴侶（或同居人、室友）之間如何因為「男人的時間有限，女人的時間無限」這種想法而引發積怨。他們將羅斯列為主要聯絡人，以為這樣就行了，尤其是在像舊金山如此進步的城市。這讓某些人嚇一跳，尤其是我在印第安納州的親戚，他們沒辦法揣想一個男人不想「養家」是怎麼一回事。如果你們要以非傳統的方式分工，請記住，在比較固守傳統的人眼中，你們的安排看來可能非常奇特，甚至讓人困惑，有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就有這樣的經驗： 「我在美國中西部長大，那裡的人們一般都認為丈夫要負責賺麵包，妻子持家。整體算下來，她還是比我多做很多事（或許是六比四？），尤其是要費心思的工作（也有人稱之為「心智負擔」）。

這篇評論巧妙地凸顯了育兒工作的負擔如何時不時落在母親的肩上，很快就吸引了心有戚戚焉的女性關注。重點是，你和伴侶要滿意你們做的安排。

然而，小兒科診所和牙醫診所一次又一次打電話給艾比進行約診，而不是羅斯。我們來來回回試過不同的方法，最後妥協出來的模式是，我們各自去做比較想做或做得比較好的事（例如我負責洗碗和報稅，她管理家務外包事宜和社交行事曆）。

霍希爾德也發現，有些時候，妻子會感激丈夫「容許」她去外面工作，因此，她便以容許他少做家務當作回報。」 這種安排不必然是負面的，但理解文化影響力在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，會很有幫助。

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和當時還是男朋友的老公一起搬到加州，他去念研究所，我則進企業工作。我們在家事分工上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：我的妻子賺的錢通常比我多很多。發表這篇文章之後又過了很多年，才終於出現許多不同的聲音也呼應這樣的觀點。艾比和羅斯剛成為新手父母時，他們決定由羅斯負責安排小孩看小兒科醫生和牙醫。

1980年代，亞莉．霍希爾德（Arlie Hochschild）與許多伴侶進行訪談，發現妻子之所以承擔較多的家務與育兒負擔，是因為她們認為丈夫會因為她們的事業或薪水（或兩者）而感到備受威脅。2021年9月，幽默網站「麥斯維尼網路趨勢」（McSweeneys Internet Tendency）發表了一篇諷刺文，題為〈這是您府上小孩就讀學校的來電，雖然緊急連絡人登記的是您丈夫，但我們需要您：媽媽〉（This Is Your Kids School and Even Though the Emergency Contact Form Lists Your Husband, We Need You, the Mom）。

有些人則寫文章、發推文和畫漫畫，描寫管理家庭所產生的「心智負擔」和「情緒勞動」。伴侶在家務上經常訴諸性別規範的另一個原因，是有一方堅持要鉅細靡遺地管控另一方如何完成家務，一位男士就發現了這種情況： 「上完史卓柏教授的課、讀完《達成一半一半》（Getting to 50/50）這本書之後，我就非常想要將每件工作都分成一半一半。

除了可能讓兩人的關係劍拔弩張之外，一直肩負較沉重家務負擔的女性也很有可能過勞，導致壓力相關的健康問題。我們之間的分工也愈來愈傾向於傳統的性別導向。

我們是用非常專業分工的方式來處理。她不斷請對方聯繫羅斯，但他們依然故我，總是找她。然而，我的妻子自然而然會想要負責更多事。一個實際又關鍵的議題 1970年有一篇重要文章〈家務政治學〉（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），作者派特．麥納蒂（Pat Mainardi）在文中強調，家務看來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主題，但事實上卻有很深重的心理、政治和經濟意義。

另一方面，若對分工感到不滿，會引發怒氣和憤恨，假如任其滋長，可能會慢慢侵蝕關係，或於突然之間大爆發。我認為這是因為我根本沒去想……我以前只會看大家都怎麼做，而不是我可以怎麼做。

在伴侶之間，家務分工的滿意度通常導向關係的滿意度，還能助長幸福感。為了避免日後面臨更大的挑戰，重點是要及早啟動家務分工的相關對話，即便一開始也許會造成一些摩擦。

學者更強調了一肩挑起主要家務重擔對於女性的事業的不利影響。我（丈夫）負責理財和大部分的居家維修。